王志道：【家史故事-真水无香】 思忆我的父辈亲人和恩师（一） 大伯和二伯

李四占工作室

自 序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。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承和不屈的精神灵魂，这个民族就一定会更加繁荣文明。

我的家庭，从祖、父辈开始，在命运坎坷中一路走来，发展到现今的兴旺丰足，当感欣慰。我辈兄弟及后代子孙，面对幸福生活，除了庆幸和感恩遇到了好时代，多有追忆先祖，祖、父辈之心念。

我本人自幼失去双亲，能够一步步地走到今天，多亏父辈亲人特别是三伯父对我的教养和付出；多亏恩师、恩友对我的关爱、引领和扶助。

我思念父辈，感念恩师、恩友和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拉一把的恩人，常常同他们相见在梦境之中。有时，我给同辈和晚辈述说父辈的恩德，他们多有兴致，且会不断发问，希望我的讲述尽量详细一些。

这让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把我所了解的父辈情况写成文字的必要和紧迫，毕竟时不我待。现今在世的兄弟中我属年长者，目前尚康健，且头脑不甚糊涂，今日不为，更待何时。

我的祖、父辈都是极普通的农民，生活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最为严酷的战乱年代。在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中，数度倾家荡产。

但他们的意志并未消沉，总是在极力挣扎中抱成一团，倒下去，再站起来，且站得正，立得直。他们一直把握着立德树人、勤劳善良的大方向，坚守着自己家庭的文化传承和精神灵魂。

我出生于1942年，妹妹比我小三岁。幼时，二伯、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四人（大伯过继给大爷另立门户），租种着地主的100亩土地，守护着我们兄妹二人。

新中国成立时，适逢学龄，使我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不幸的是，我的母亲和父亲，在1950年和1954年相继去世，我和妹妹成了孤儿。多亏父辈的其他几位亲人，挺直腰板，支持我兄妹上学读书，并以三伯父为主，撑起了已经频临破败，不像个“家”的家庭。

三伯挺着病饿之躯，怀揣希望，咬紧牙关，历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辛，供养我兄妹上学读书，抚育我们成人成材，使我俩得以立身，奉献社会。

且恩德荫及子孙，子辈重德务学，踏实作为；孙辈好学上进，前程更加光明。历代先祖倡导，祖、父辈践行的“以孝为先，以德立身，以学为上，以勤为本”的家教家风得以传承。

在这本《真水无香》的回忆集中，只是记述了我的父辈的生平概况，重点是彰显他们对家庭的贡献，对我兄妹的深恩厚德和对家庭文化传承方面的作为。

在讲述他们的生平旧事时，也写了不少与我有关的事情，这与一般的作文常规似不相合，但这些都是在父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过程中发生的实事，从中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当地农村的社会状况也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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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祖、父辈的养育外，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受到别人的帮助，也总要帮助别人。在我成长和走向工作岗位，直至今日的人生历程中，受到过恩师、领导、族人、同学、同事以及基层干部、群众的诸多帮助和关爱，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不少精神营养。

对他们的恩德，我同样不敢忘怀，且感触越来越深。这里记述的两位恩师，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代表。

本集所收各篇（除了附录），都曾经过赵林、牛金元、樊玉才、周友舜等好友的惠阅，吸收了他们的宝贵意见，这里一并表示感谢。

由于本人文化知识水平较低，思想境界更为有限，所形成的文字，很难较好地体现行文的初衷，对这些不足的弥补，只能寄希望于后代子孙了。

我的大伯

我的大伯父名泗公，生于1898年，卒于1954年；早年过继给无后嗣的大爷嵩龄公。配上宋村宋氏，生子中道（外出后改名成德）、明道。

大伯过继单立门户后，依靠继业土地5亩自种自食。大伯不像父辈其余几位一样壮实，而是身单力薄。但他依然能把地种好，丰收之年勉强度日，若遇灾年还得外出讨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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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伯虽分门另过，但父辈们依旧亲如一家，相互照应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大伯一家四口外出讨饭，至湖北境，大娘被恶人霸占。大伯带二位兄长回来，身处绝境，痛不欲生。幸得三伯不顾生死，深入虎穴，孤身一人，两手空空，苦力出尽，计谋用穷；巧斗百日，最后带回大洋120块。他虽没有讨回大娘（对方称已死），却使大伯三口有了饭吃，生命得以保全。

待二兄长大成人后，单靠经营仅有的土地，更难糊口。二伯、三伯力主他们外出谋生，既可以省下一些口粮，又能学得一技之长。长兄中道外出谋生，学会驾驶汽车技术，解放后成为兰州汽车修理厂师傅，与扶沟县冠秀英结婚，并在兰州市落户。生得三男：长山海，次山林，三山景；三女：长山梅，次山秀，三山云。现均为有孙之人。

次兄明道于1947年参加军，他因作战时炮体震动和强光辐射，眼睛受伤，视力严重下降，后退伍还乡。与核桃树村李氏结婚，生得一男：连有；二女：长连梅，次连秀。均已结婚生子，连有育两子并已有二孙。

我记忆中的大伯勤劳善良。他常来我家，同二伯、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立业兴家之事。

大伯对我同其他父辈一样关爱。

1954年秋父亲去世时，大伯哭倒在地，并反复诉说着一句话：“四弟呀，你回来吧，让我替你死吧！”结果三个月后，就在这一年的腊月，大伯也去世了。因当时我正在距家12里的樊营学校上学，家里人也没有叫我回来送大伯一程。但他的音容依然在我脑海中留存。他要替我父亲去死的话语，也成了对我的最终告别。

大伯的墓地就在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墓地的南边，与三伯的墓地相邻。除二伯于1956年秋外出终无音讯外，父辈兄弟们仍是在一起，并永远在一起。

我的二伯

我的二伯父名泗祥，生于1900年，卒于1956年（？）。

我印象中的二伯身材魁梧，五官端正，是家庭的组织领导者，当家人。他对我的成长十分关心，并付出了极大努力，直至他离开我们前仍是首先把我放在心上。

族人和家人言传中的二伯，很有治家理事本领，颇具胆识，能干出一般人不敢干的大事；能做出一般人不可能做出的关键性的决定。叔父曾多次对我说，二伯对我们家庭的兴旺和发达是立了大功的。

我的父辈兄弟五人，生活在中华民族遭受内忧外患最为严酷的战乱年代。在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中，人们求生存是第一位的。大伯早年过继给无后嗣的大爷嵩龄公，其余兄弟四人只有祖传耕地5亩、小瓦房3间。在祖父母健在时，由祖父母带领他们，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。

我的祖父母于1938年和1940年先后辞世，直至新中国成立老一辈分家之前均由二伯当家。20多年间（含祖父母在世时）他们先后在寨河、西场坊、小张庄和本村给地主赵子一、张耀东等四家当佃户。

当佃户也是有条件的。佃户租种的土地一般为一顷地（即100亩），一要有懂得农业生产的4个棒劳力；二要有两头牛和一头驴；三要有车、犁、耧、耙等大小农具。产出的粮食、油料、棉花等全部由地主和佃户五五分成，连秸秆（除喂牛的麦秸）也是一分为二。需要晒粮时，也由佃户背出背入。

当时一没机械，二没化肥，4人承担100亩种地任务，除犁地、运肥用牛外，收、种、管和积攒土粪全靠人力。

尤其是除草灭荒，一种作物一般就得两三遍，又得抢时间。天不明他们就扛着大锄下地，坐在地头，待到能分清草和庄稼就开始干；大伏天也得光着膀子顶着日头干，中午就在地头吃饭。因为太阳越毒，草死的越快，正所谓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还有农谚“五黄六月去耕田，上午下午错半拳”，可见农活之紧、之累、之艰、之苦。

尽管如此，也不能保证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需得看“老天爷”的安排；风调雨顺勉强度日，一遇旱涝灾害造成减产，或颗粒不收，还得下湖北讨饭，甚至是“农夫犹饿死”的惨局。

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近族九爷（九龄公）唱给我们听的一支“歌”，说的是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大灾之年的实景。“民国十八年大年成（大灾年），大旱三年没收成，年老之人都饿死，年轻之人逃外边；针穿黑豆大街卖，拾来雁屎上称盘；大姑娘不值一碗米，小媳妇卖不了两鸡蛋……”

我幼时听老人说的他们所经历的大灾年就有三次，依次是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、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和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。近年拍了一部电视剧叫《河南1942》，表现的就是那时的惨状。

二伯是极富胆略的一个奇男子。

除了旱涝灾害，当时还有军阀混战和匪患。军阀们抓壮丁，土匪们抢劫，官匪勾结，民不聊生。二伯和父亲都曾被抓走当过壮丁，后又设法逃回。

此时正逢“蒋、冯、闫”中原大战，当兵后两个多月的一天，二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“救家”办法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乘着深夜，几经周折带枪逃走。

他身背一支大步枪，白天是不能行走的。待逃到距部队较远的地方，他只好先把枪埋到庄稼地里，想办法用军衣换来破便衣，就在周围讨饭吃，待夜深人静时再扒出步枪，专找小路行走。就这样历经一个多月，二伯把枪支带了回来，又想法卖出，买了两头耕牛和车辆，重操起当佃户的旧业。

尽管此次战争属于军阀内战，并无正义和非正义可言，但毕竟军法森严，一般当逃兵抓回来就会被处死，何况是携枪逃走乎！此举确系一般人不敢干、不能干的大事，足见二伯胆识之超人。

我家在外种地时遭受两度土匪抢劫。最严重的一次是1930年在寨河村种地时，被土匪拉走了两头耕牛，抢走了车辆等大型农具。

这样，当佃户的资格也没有了，兄弟们只好在苦难中挣扎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困境中，二伯又被抓了壮丁（不知是当了哪家的兵）。

二伯极富决策能力，能够在决定家庭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。

作为一个当家人，牲畜如何调换得棒一些，农作物如何种植，茬口如何轮换，都需要他根据经验做出决策。每遇大事，二伯总是先做好盘算，再同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，以保证决策的正确，取得较好收成。

农闲时间，父辈几人也不闲着。父亲负责喂养牲口和积攒土粪，三伯去桐柏山挖药，叔父经营他的补锅手艺，二伯除在家“坐镇”外，还想法搞点商品经营。这样，全家增加不少额外收入。

1948年家乡解放，新中国虽未成立，但地方新政权农会已初步建立。二伯同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，决定从种了五年地的小张庄搬回本村，给王八少家种地（因尚未土改）。当时新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，加上庄稼种得较好，待到1949年时，家庭有了一些余粮和积蓄。当时叔父已28岁，二伯就同三伯和父亲商量，想法给叔父成家。

至今我还记得叔父当新郎时，身穿长袍，头戴礼帽（衣帽都是租借的），活似一个英俊书生的神气模样。现在叔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已发展成7个小家庭（不含出嫁姑娘的家庭），成为近40口之家。

国家的发展和复兴，全靠一个能确立正确路线政策的英明领袖和一个好的领导集体，靠全国人民的奋斗；一个家庭的兴旺同样靠一个好当家人的指挥和决策，靠一家人的团结奋斗。没有二伯的果断决策，没有老一代的同心协力，就没有现今的兴旺发达。

二伯具有较强的经商意识。

外出种地时，二伯每年都利用农事间歇，看准商机进行着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经营。直到土改分家后，除了农活外，他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，买了一个用人力搅动的弹花机，不仅解除了本村和邻村妇女们手工弹花的劳苦，也增加了收入。

二伯十分重视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他让我尽早地接触自然，接触劳动，接触社会，并用实际行动鼓励我努力读书，好学上进，成为一个能够经受风雨、战胜困难的有用之人。

二伯是引领我走近自然、接触劳动、感受成绩的第一人。

1948年春，二伯从饶良牛市买回一头水白色的小公牛，打算喂养增值。在大槽里同两头大牛一起喂养几天后，见我对这头漂亮的小牛娃很喜欢，就想让我跟村上其他放牛的大人和十来岁的孩子们一起学放牛。

因当时我刚满五岁，二伯又有点担心，只是先让我试一试，如果不想干或控制不了就算了。他给我做了一条小鞭子，我便糊里糊涂地拉上这头小牛，跟大人们一起上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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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牛，就是把牛拉到草好的地方让它啃着吃，有时在沟里，有时在河边，有时在田埂上，有时在大路旁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就是只许牛吃草，不许吃庄稼。

如果走到河坡或荒岗上，有了较大的荒草空间，大家也可以都把拉牛的绳子盘在牛脖子上，让它随便地吃。放牛的人只需立在一边或坐在高处欣赏自然风景，随意摆弄和观赏各种野花野草；领略天空中那变幻莫测的白云的轻盈与飘渺、乌云的伟岸与厚重、晚霞的缤纷与多彩。

或观看天上白鹭，或聆听翠柳鹂鸣；或驱赶游弋于溪流中的小鱼小虾，或追逐跳跃在草丛上的蚂蚱萤虫；或轻捉乍落于灌木上的闪翅蝴蝶，或惊扰缓飞在潭面上的点水蜻蜓。还有那引人注目的蚂蚁搬家、屎壳郎推蛋儿，更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对象。

三五人一起去河湾或土岗上放牛，除了能看到牛吃嫩草的贪婪，领受牛吃饱了肚子得到大人夸奖的幸福，还能看到在村里看不到的野地美景，感受在河崖上扯起响鞭的快乐，目睹大点儿的孩子做出种种趣事的新奇，于是我便被这“工作”所吸引。二伯这“实验”得以成功，使得我有生以来接受的第一个“重任”也便继续下去。

进入夏季，太阳毒了，雨水也多了。二伯又给我配备了遮阳的凉帽，能挡雨的大雨帽，还用茅秧编了一个小蓑衣。下雨天去放牛，戴上大雨帽，穿上小蓑衣，小人儿就“埋没”了，只见一个草团团。大人们都说我这样子就像一只小刺猬。

为了显示我的“成绩”，每天中午放牛回家，二伯都给小牛“加餐”，端出一盆拌了麦麸的水，让它享受别的牛不可能享受到的美食。本来吃青草就是牛中的好生活，同在牛槽里吃干草相比，如同受到特别恩养的“娇子”，再加上二伯的“加餐”，一来二去，小牛就毛光水嫩起来。个头儿像泡豆芽一样越来越大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小牛那头顶上原本埋在毛里的尖角也冒了出来。见了生人或有别的牛到它身旁抢草吃，它也会抬起头，鼻孔“呼哧呼哧”地，摆出决战架势。小牛越壮大，就越显得我的矮小，二者就愈加地不协调，我受到的赞扬也便愈加地多起来。

秋天来了，农作物成熟了，连野草也结了籽粒，营养更好了，这是放牛的最佳季节。这时牛能吃上秋收时落在地里的黄豆角、谷穗和小薯块，生长得更快；脊背吃得宽宽的，屁股鼓鼓的，前肩更加宽厚，且长在上边的“隆头”高高地突了起来，头上的角也长到了二、三指长，整个牛肥得泥儿捏一般，俨然一个牛中英俊的“半大小子”。

我的牛长大了，我还是那样的小，但它除了不嫌弃，反而越发的对我尊重和亲近了。它见了生人，就仰起头，瞪着眼，不让接近；而我接近它时，它就仰起头，来回轻轻地摆动着，表示欢迎。

到了它的身边，它还会用嘴轻轻地拱我的手臂，用舌头舔我的手面表示“亲吻”。在我拴牛那棵树北边不远处的炮楼里，住着一位面孔白净、留着白胡须、像个神仙一样、我称为老表爷的杨先生，老叫我“小牛郎”。他说，我活这么大年纪，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放牛郎。他还说，这牛对你这么亲，看来有灵气，怕是个神牛吧！晚点儿，它一定会从天上给你领回个“织女”来。

过了农历十月初一，已场光地净，天也冷了，是一年放牛结束、改成槽头喂养的俗定日期。历经七个多月的放牛生活暂告结束。这七个多月，不管何等恶劣天气，我都在坚持着，一天也没有耽误。

这一年，我还学会了“喊吃饭”。每当母亲把饭做好，让我喊吃饭时，我就站在院子里一连串地大声喊叫：“吃饭啦二伯！吃饭啦三伯！吃饭啦爹！吃饭啦小叔！”引得父辈和邻人发笑。

五岁时的七个多月放牛生活，不仅使我经受了夏日烈阳的炙烤，风雨的袭击，同时让我沐浴了和畅春风，分享了大人们秋季收获的喜悦。除了小牛长大外，我稚嫩的身子也逐步硬实。我不仅成了第二年的放牛老手，而且继续着一连串喊吃饭的乐事。在二伯的引领下，我顺利度过了犹如现今儿童幼儿园的大班时代。

二伯又是让我穿上“洋布”，感知学校生活的第一人。

1950年秋我满7岁，该入学读书了。学校是解放后在原来的老桃园上新建的，就在我家西边不远处。

不幸的是，母亲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去世了。我在家放牛、割草时，可以光着背、赤着脚，而当学生则应该穿戴整齐。入学前的孩子都要由母亲认真打扮一番，尽管都是土布粗衣，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精神和体面些。

没了母亲，二伯就为我入学前的装扮操着心，开学前就到饶良街扯了一块黑洋布，送到裁缝铺，并未量体裁衣，做了一件宽大的上衣。穿在身上，下能没膝，大人们都戏称我为“打灯婆”。尽管这上衣十分地不合身，但毕竟它是用“洋布”做成的，倒也十分出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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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但不嫌弃这上衣的宽大，而且过多的喜爱则是它的细密、光滑、平整和亮丽。这样，我就兴高采烈地成了一名小学生，走进了向往已久的神圣教室，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。二伯也就成了第一个让我穿上洋布的亲人。

二伯还是领我赶集上店、扩大视野的第一人。

二伯对我是极宠的，因为我是他们兄弟几人的第一条“根”。每到冬季的农事闲月，二伯就不断上饶良街赶集，因为他是当家人，要进行商品交易。每遇上街总是喜欢带上我，像是有我跟在身边就是他的骄傲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除了我正在上学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我们。

号称三里长街的饶良南北主街最为热闹。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赶集的人摩肩接踵。我对布匹店、百货店、杂货店、油盐店等都不感兴趣，最能吸引我的是街南头散发着香味的油馍、水煎包、高炉火烧，馍挑上垒得象“金字塔”一样的雪白蒸馍，还有那满锅翻滚、上边漂着牛杂碎的牛肉汤。

遇着大冷天，二伯就领我到那汤锅前，盛上一碗汤，再买几根油条或外焦内空的高炉火烧，让我坐在小凳上，尽情享用那一般孩子不可能享用的大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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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集时，二伯最喜欢去主街西边大空场的牲畜市，那时又叫“牛绳”。这里数不清的牲畜拴在树上，或绑在树桩之间的粗绳上。整个场地牛、马、驴、骡品类齐全，红、黄、黑、白、花毛色各异，各种畜类，雌雄皆有，大的、小的肥瘦不一；还有那母牛带着牛犊，老马跟着马驹；南边是山羊、绵羊，北边是猪崽、鸭鸡。嘶叫声此起彼伏，肥壮的胡咬乱踢。

这个说他的牛好，那个夸他的驴肥。讨价者的声音响亮，还价者的调子也不低。再加上牛经纪遛牲口时在半空中扯起的响鞭和喊叫，整个沸腾场面使人心旷神怡。

二伯对我说，你别听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多数牛经纪都是蒙人的。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在袖筒里进行的，说的对你比三辈子老亲还亲，弄不好买卖双方都受了骗。二伯还举例说，有一种交易叫“打头”，就是两家牲畜相互交换。牛经纪喊道“黑牛换白牛，找钱5万（相当于现在5元）”。结果成交的暗地，两家都交给牛经纪5万元。这样，除交易费外，他就“黑”了10万元。

因为我自幼是在牛屋长大的，又放过二年牛，特别地喜欢牲口，更喜欢“牛绳”的动人场面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爱看牲口市，一直挂记着那牲口市的多彩场面。

借助赶集的所见，二伯还常讲给我一些“要有骨气、有志气，要勤劳、善良、读书上进”等做人的道理。

二伯带领我上街赶集，使我自幼见到了在村上见不到的新鲜事物，扩大了视野，增长了知识。

二伯把我当成家庭的代表，做了最后的告别。

1956年秋季，我考上了设在饶良街的泌阳三中。除了自己立灶做饭，也还需要一些零星费用。二伯要卖掉钧州缸给我上学做补贴，那是他最值钱的东西，又正在使用，我没有答应。

大约升入初中的第三周的周末，我回家拿吃食，三伯和叔父给我说，早几天二伯外出了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我心里一沉，差点流出泪来。又揣摩着，是不是二伯想挣几个钱给我上学用。但他自己毕竟已57岁，身体又不好。自此，我就时时挂念着他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因生病请假回家休息了两天。返校后，有同学对我说“收信栏里有你一封信。”我赶紧把信取出，可惜已被人拆开，里边什么也没留，无法得知信的内容。信封也写得字迹不清。上写“河南省泌阳三中一班王志道收”，来信地址和姓名是“京（东）山县友谊街马文贤（宽）”。

不用过多猜想，这封信是二伯托人写寄的。根据一是，二伯外出牵挂着我；二是，我没有马姓交往人，何况是外地；三是，我给二伯说过我的班级。最主要的是二伯牵挂我，也许里边还装有少量现金，被没有心肝的家伙拆开，偷走了现金，信的内容自然不能留下。

周末回家，给三伯和叔父说了情况，分析结论是一致的。对二伯的外出，家里人都很挂念，回信是必须的。但是8分钱的邮资从哪里来？家徒四壁，三伯看见了屋角存放的一些笤帚毛（已脱过粒的带杆高粱穗），又搓了点麻经子，扎了两把笤帚，说好话卖给了本村学校，得了两毛钱，邮资已无问题。

信封如何写？经查阅地理课本政区图，发现湖北省有个京山县。用很客气的语言给马文贤（宽）先生写了回信，说了信纸内容已被拿走等情况。又写了如果二伯还在那里，请他转告二伯；如二伯不在那里，或二伯发生了什么不幸，也烦请他回信说明情况，不胜感激等语。

伤感的是，这封信就一去不复返了，二伯也从此再无音信。可怜的二伯客死他乡了，恐怕连尸骨也难存。二伯这封托人写给我的信，是他有生以来唯一一封书信，至今已62年，他出生至今已118年。这封信成了他对家人的最后告别，而这告别是对准我的告别，他把我放在了所有亲人的首位，足见他对我之亲、之爱和爱的至远、至深。

二伯是我最值得思念的亲人之一，我多次在梦中见到二伯又回来了，他还是对我那样的亲，那样的爱，见到我时是那样的高兴。

我们每次去茔地祭念先人、祖辈和父辈，都要特别的向二伯说几句话。我衷心赞扬他的胆识，赞扬他的才能，赞扬他的奉献，赞扬他的精神。虽然他的坟茔不在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不灭的精神财富。

写《二伯》此文，旨在期望他功劳再现，并期冀后人，让二伯的精神灵魂永存。我们虽无法给二伯立碑，但愿此拙文权当二伯之碑文。

未完待续



作者简介



王志道，1942年出生，系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人。1962年，泌阳师范毕业，自此踏上工作岗位。1973年，王志道担任永红（现太和）公社党委副书记；1980年，出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此后，他又先后担任下洼乡党委书记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，他还先后在县民政局、粮食局、水利局等部门任局长。直至2003年，王志道在县财政局光荣退休。退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该局老干部支部书记。直至2003年，从县财政局光荣退休。

退休后的王志道，对家乡往昔的历史满怀深情，全身心投入到村史、家史等文章的撰写之中。他以丰富细腻的语言，融入浓郁醇厚的人情与乡情，通过忆苦思甜，生动地叙述了自己幼年痛失双亲，从一名放牛娃历经诸多艰辛，逐步成长为人民教师的那段苦乐交织的人生历程。

李四占工作室

我的三伯

我的三伯父名泗江，生于1904年，卒于1974年。

三伯是在我兄妹父母早年辞世后，直接负责供应我们上学读书、成人成材的父辈亲人。

三伯辞世快44年了，我只是在梦中与他常见，他比活着时还精神些，全无病饿之象。

三伯的一生是充斥着饥饿、疾病和困苦的一生，是怀揣着希望，挣扎、奋斗、奉献的一生。

记忆中的三伯是多病之身，劳动一会儿，就要捂着肚子停一停，接着再干。但他骨子里十分强大，总是咬紧牙关，挣扎着生活；总是咬紧牙关，挣扎着供养我和妹妹上学读书。

1950年农历正月初一，母亲病逝。当时我不足7岁，妹妹不足4岁。1954年农历八月十三，新学年的第一个星期六，本来身强力壮的父亲，又意外暴病身亡。那时，我不足12岁，刚由本村的初小升入高小，去距家12里的樊营高小就读。妹妹则刚刚步入初小二年级。

今后的日子如何过？我和妹妹还能不能继续上学？尽管我还小，不甚懂事，却也免不了在心中盘算。

父亲兄弟五人，行四。早年，大伯已过继给无后的大爷。父辈其余兄弟四人，解放前以外出租种地主土地为生，生活没有保障。新中国建立，土改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，老一代又分为两家。二伯和叔婶为一家，住祖屋。当时已有了秀云妹和平道弟。

三伯与父亲，连同我和妹妹四口为一家，住新分到的房子。父亲在世时，三伯常去东南山（桐柏山）挖药。没了父亲，三伯要在家照应我俩，成了这个破家的顶梁柱。我和妹妹是否继续上学，自然要由三伯做主。

办完父亲的丧事，我正在痛苦中纳闷，不时流泪。三伯把我和妹妹拉到身旁说：“人死了，埋了，不能再活过来，光哭也没用。要长大成人，还要有本事。你俩也不笨，只要我不死，就供养你俩上学，哪怕我吃稀的，你俩吃稠的。要咬紧牙关，把泪咽到肚子里，把苦咽到肚子里，长大了要能够站到人前。”

三伯还说：“你俩没爹没妈了，我只该又当爹又当娘了。”三伯的温暖话语，像一盏指路明灯，给我兄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，使我俩在阴沉中看到了光明。

更不敢想的是，三伯不仅让我和妹妹继续上学，而且把我安排在姑婆（母亲的姑母）家吃住。用牛车拉去一些粮食和柴禾。姑婆家就在学校后边，上学很方便。

同原来自立锅灶比，不仅解除了提水做饭、烟熏流泪的烦恼，也解除了我每个星期回家担食物和柴禾的痛苦，毕竟当时还不到十二岁，我想，这安排一定有舅父的功劳。

在姑婆家吃住了一个学期（一家人待我很好），使我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。放寒假时，通知书上成绩评定为“超”等，在“优”之上。三伯得知，满心的欢喜写在脸上，夸我有志气。再加上有学习好、嘴又甜的妹妹围在身旁，使三伯更是高兴。

1955年春期开始，我自己立灶做饭。同学们在一个过道内垒了十多个小锅台，烧火做饭时烟气熏得睁不开眼。汗水、泪水流到脸上，再用烧火的小脏手抹一抹，一来二去，一个个小脸都成了“花狗屁股”。做好饭，火停了，烟气慢慢散去，又是一片的清爽，一阵的饭香，大家对视而笑，倒也感到有趣。

1955年的冬季，雪下得特别多，也特别的寒冷。我上身穿的是刷桶儿袄（里边没穿其他单衣服），下身是刷桶儿棉裤，脚上只有鞋，没有袜子。周末回家拿吃的，我为了保护仅有的一双鞋，遇到雨雪天就打赤脚，踩着雪和冰茬行走。必经的几条深沟还要“捅雪洞”，我从没膝深的厚雪上用脚踩下去，再拔出来，继续前行，每行一步就形成一个洞，一个个洞连起来就是深沟中的“路”。

这样的雪中走路，使我已感觉不到“脚”的存在。每每这样到家，三伯就赶紧先把我已失去知觉的脚擦净，用被子包起来。再生火烤上身，同时用烤暖的双手轻轻地替我揉搓双脚，慢慢地才有了胀痛的感觉。

三伯说，如果先用火烤，或用温水洗，皮肤就会脱掉，甚至出更大的问题。缓过劲儿后，我的双脚踝后面红肿，又变成疙瘩。后来破了皮，再后来就成疮生了脓，只好用破棉絮包起来，一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才愈合。结果这地方成了以后每年冻伤的祸根，现今还留有疤痕，肤色也深一些。

我对这些苦当时似乎没有感觉。在学校只是感到课堂的神圣，读书的快乐，知识的新奇，思考的多彩和取得好成绩时的幸福与自豪。

二年时间眨眼而逝。1956年夏季我高小毕业，该考初中了。是不是参加报名考试，我问了三伯。三伯说：“你考吧，是骡子是马到校场遛一遛”。

我们那里的学生，原先上初中得去泌阳县城。本村1000多人口，上中学的只有曾祖是“举人”的王秀昌一人（后来考上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海洋局工作）。

国家重视教育，这一年泌阳县又新设几所中学。家乡的饶良区委、区政府所在地也新设一所，名为“泌阳三中”，计划招新生两个班，每班48名。高小毕业能升入中学的学生仅为十分之一。

当时考中学比当今考大学还引人注目。谁能考上，一度成为饭场、地头的议论中心。本村有8个学生参加考试，他们都比我家庭条件好，不仅衣服穿得合身，身体也结实，不像我一样黄皮刮瘦。人们在议论中尽管是猜想，也很少有人能够提到我。

喜事来临！

谁知母校班主任张荣山老师，只给我一人送来了《泌阳三中录取通知书》。通知书肯定着我的学习成绩，也回报着三伯的辛劳。村上一时哗然！不少人说：“我早说这孩子中，瞎了眼的人才看不出来！”更多的疑惑则是我到底能不能撑住去上初中。

本来多病的三伯也“精神”起来。看来，他的喜悦远胜于我。但是否去上，我的疑虑仍存。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，三伯又把我和妹妹叫到身旁说：“这个考上了，那个考上了，结果就咱一个考上了，就是砸锅卖铁，咱也要坚持去上中学。只要我不死，我咬着牙，你俩也咬着牙，一直往上拼。”

三伯的态度坚定。二伯、叔父和舅父也一样坚定。他们说：“咱家三代都没有识字人（近年，经对族谱和墓碑的考证。我的曾祖之前连三代都是太学生、秀才。只是满清后期衰败了，国运直接影响了家运），现在国家给了条件，你要带头改变一下咱家的门楣，”同时，千方百计筹措入学费用。

初中生活开始了，课本的门类增加了好几样，所学的知识面更广，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求知欲。学校还设立了简单的乐器室，课外时间自由选学。我们住的是通铺，吃饭仍然是立小火自炊，口粮不足，勉强顾命而已。

除了吃饭，还需要一些学习上的费用，助学金虽少不了我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伸手要钱？明知三伯没有，我也无法开口。

为了供应我和妹妹上学，三伯的办法也是逼出来的。

就在这年秋期开学后的近两个月，我接到了外出谋生的二伯托人代写的一封信（内容已被别人拆开取走），因家人对他的挂念，回信是必须的。但8分钱的邮资从哪里来？冥思苦想中，三伯看到了屋角存放的一些笤帚毛，扎了两把笤帚，卖给本村学校得了两毛钱，邮资得以解决。

为了8分钱，三伯扎的两把笤帚，使“扎笤帚”成了三伯供养我兄妹上学的“取财”之路。

三伯操着心，第二年开始，每逢秋季打场时，就到本村几个场园赊一些或买一些空高粱穗和高粱杆，整理好存放起来。为了扎得又快又好，三伯还用一根牛皮绳和两根木棍，制成一套专用工具。他扎出的笤帚结实、耐用而且美观。

繁重的劳动，过度的操劳，使本来多病的三伯身体越来越不如前，犹是胃疼常犯，慢慢地已不能下地干活。走路时一步一“哼”。扎笤帚时，撑棍压在他的肚子上，不断用力，不断挤压，对胃和其他内脏也是一个重重的伤害。但他一直咬紧牙关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一直坚持到1962年我师范毕业。

扎好的笤帚如何出售变成钱？主要是送给方圆的学校。除了本村，还有饶良、郝岗、豆观、瓦屋寺、樊营等村，都在十里开外。三伯担笤帚外出卖笤帚的情景，让人目不忍睹。他一只手把住压在肩上的扁担，另一只手拄一根枣木棍，挪一步，哼一声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两腿和身子都在颤抖。走不上半里路，三伯就要蹲下来捂着肚子停一停，然后再向前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。

尽管如此艰难，三伯也从不忍心把担子转压到我身上。唯有一年，春节将至，学校已放假，且又大雪纷飞。为了过年能吃上肉和饺子，三伯才让我担着已扎好的四、五十把笤帚，到离家三十里的唐河县源潭镇去卖。三伯一再嘱咐，如果能卖掉，一定要我拣好吃的东西，吃一顿饱饭。


在饶良上学的三年，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。最不堪回首的一次是，一个星期拿了老秤12两包谷糁，折合7两半。多亏本班同学王全保恩兄，常常把他的食物周济给我一点，他自己少吃点。

上学读书的体力消耗并不小，我是少有的黄瘦，体质少有的差。曾有一段时间，自感头晕目眩，心脏咚咚地乱跳。找校医郑雅斋先生诊断，他说是极度营养不良造成的心脏衰弱，建议每天吃两个白水煮鸡蛋。我想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

体育活动，我不能够赛跑。最难堪的是上体育课的跳箱，别的同学通过起跑，手一按，一纵身，轻松而过。有的还玩着花样，引来阵阵喝彩。轮到我，起跑到箱头，只能站在那里，身子向前倾一倾，再退到一边。实在是太没力气了，真是形秽自惭。好在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同情，并没有引来讥笑。

给点安慰的是，初中三年，除了学习成绩不错，我还有两次的出彩。一次是1957年国庆节，学校组织文艺晚会，多数节目由老师训练指导。我和同班好友樊玉才同学，自编了一段《苏联卫星飞上天》的唱词，按河南坠子韵，他唱，我用大弦伴奏，二人一唱一和，引起阵阵欢笑，成了最吸引人的节目。

另一次是1958年，为响应“全民皆兵”号召，区人民武装部对学生进行军训，主要科目是步枪卧姿射击。训练了两三天，最后搞实弹射击成绩测试。每人发三颗子弹，我中了27环，其中两颗正中靶心，得了第一名。武装部赵部长说，这是全县最好的成绩，对我大加赞扬。

1959年的春期将要结束。初中毕业前，面临报考志愿，大家可以报考高中或中专。班主任讲，国家重视教育的发展，急需大批师资。动员成绩好的学生报考师范学校。并说，考上师范就转户粮关系，国家包吃住、医疗等。根据家庭条件，我回家同三伯商量，决定报考师范学校。

几天后的一天上午，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校园树荫下复习功课，有个同学说：“那不是三伯吗？”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三伯手拄那根枣木棍来了，也没带其他东西，看来并不是来卖笤帚。走到三伯身边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问我报志愿的事。

我说报上了，是师范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改过来，报高中。我领教啦，听老师们说，上了师范就不能考大学了。咱要上大学，北京、南京都中，只要我不死。”这才明白三伯来的目的，是想让我上大学。我给三伯说，报考结束，已经送到县上，无法改了。三伯一听，十分生气，喘得更厉害了。他又说：“我还没死哩！”狠狠地训我一顿。他从来没有这样训过我。

三伯对我的期望值是何等的高啊，他一直在期望中挣扎，在期望中等待。在艰难困苦中，他心中的我们是一束束的阳光，一片片的红霞，一弯弯的彩虹，心里装的是他期望将要展翅高飞的两只小鸟。

大喜！

1959年秋天，我家接到两份录取通知书！一份是我的——《泌阳师范录取通知书》，一份是妹妹的——《泌阳三中录取通知书》。1954年的秋天，父亲去世，我家是大难之秋。时隔五年，1959年秋天，我家是大喜之秋。

村上又一时哗然，三伯弯了的腰板像是也直了些，哼哼声和喘气声似乎又轻了点。对着越来越重的担子，他面无难色，只有喜悦。

三伯又把我俩叫到身边说：“咱家的事，十里八乡也没有，你俩都很争气，要有骨气，一直咬着牙往前走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咬着牙照应着。”三伯还对着我说，妮娃儿有性子，长大比你强。三伯这话，既是对妹妹的鼓励，也是对我的鞭策。

接下来的三年，是全国大闹饥荒的三年，也是我们一家三口最难熬的三年。经历九死一生，庆幸都没有死去。

进入师范学校，初时每个学生每月供应主食36斤，钱18元。13元用于伙食，5元作为助学金和医疗费等机动开支。不长时间，主食供应又递减到了每月29斤，27斤，学校又节约上交2斤，实际还有25斤，就这也不一定都能全部吃到学生嘴里。

当时学校建宿舍楼，发动学生劳动建校，组织学生去桐柏山里边将松木杆子抬到能进牛车的地方，再由学生们用牛车拉到学校。山里的车路都是顺着蜿蜒的山沟沿河走，不断地来回过河，同学们只能赤着脚从河滩的石子上走，还有压在肩上的车抬辕，背在肩上、勒着肩膀的绳子，如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。

在冰冷的河水中过来过去，学生们膝盖以下小腿上裂满了血口子，回校还要当小工，和灰、搬砖，加之饭又吃不饱，同学们一个个消瘦下来。不少人在校园内行走时连脚都抬不起来。我班牛金元同学，因饥饿，体力不支，在大便时晕倒，掉到粪池中。幸被目击者抬到学校卫生室抢救，才苏醒过来。

1960年秋末，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为了挣几个急需的零用钱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干了一件“傻事”——趁星期日去东南山马道一带拾柴。我们起五更出发，走50里山路，才到能拾柴的深山。

这里有伐树后遗留下的树头，小枝已干，可就地折断打捆。大家拾了柴往回走时已经下午3点，在水米未进的情况下重担下山。将近半夜才担到距县城五、六里地的古路沟村。我放下担子便倒下，再无力气起来。碰巧这里有个晒场，我们便借助晒场里一小堆杆草（小谷杆），下边铺点，身上盖点，露天躺下。

其中一个能够勉强行走的同学，空手回到学校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他拿来了头天三顿饭的两个馍（其中一顿为面条，班干部无法保留）。下肚后，才又挑担入城进入柴市。我担了72斤，卖了7毛2分钱。我们这两顿饭相隔36个小时，又走了100里开外的路，其中50里为重担，拖着原本十分虚弱的身子，可想何等艰难！

因这次重创，我的身体愈加虚弱。又过了几天，脸变“胖”了，上下肢变“粗”了，肚皮也变“厚”了。我的全身浮肿起来，得了可怕的浮肿病。

天气渐冷，愈加无力，愈加怕冷，我与同届、同乡、同族又同年的道一同学商定：要请假回家住几天，他的体质虽比我好，但也有问题。我们两个起早出发，一路艰难前行，后半夜才到家。天明后，三伯见状，大惊；接着是叔父，也大惊；村上人见了，都大惊！我本平静的心，也便沉了下来。“难道我活不成了？”我思索着。

不少老人见了我这样子，担心生命难保，说：“学问再深，没了命，好干啥？”三伯果断决定：“不去了，在家养一养再去上学。”当时正吃食堂饭，一个人一瓢，稀得能照见人影。指望这些东西，难把人养过来。

三伯千方百计为我找吃的，捂着肚子，去已收了的红薯地翻土，希望能找到一点半坏不坏的红薯。叔父、明道兄等都想法给我找吃的，希望我能够活下去。在家“养”了一个月，身体略有好转。道一我们两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重返学校。最怕的莫过于被开除学籍。

我俩早晨出发，呼啸的东北风扬起阵阵尘土，路旁的村庄破败不堪。行了20多里也未见一个人影，因不少人已被饿死，活着的也无力气出门。

我们正对这情景叹息，远远望见从东边岗上走过一个人来，顿时心生欢喜。待到能辨清面目，意外发现，原来是我的班主任吴俊轩老师。此地点在唐河县境的少拜寺西边，距泌阳县城已50里开外。我们心生怕意，不敢同老师搭话，怕的是通知开除我们。

吴老师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同时说：“就是找你俩哩，好些了吧？”没等我们回答，接着又说：中央有指示，要纠正“共产风”等五风，让人民休养生息，你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到校后检查一下身体，有病就住院。

我在心里算计着，如果我们这时仍在家里，吴老师为了通知我们返校，要步行往返160里路程。当时，除了对老师的感激外，我感觉到国家政策已发生了向好的变化。

回校一检查，我的浮肿病仍然不轻，需住院治疗。什么住院治疗，就是学校专门腾出一个通风、向阳条件较好的学生寝室，让“病号们”住。我去时已入住十多人。如何治疗？方法堪称奇特。校医开了几个小药片，大概是维生素之类吧，其余皆是“吃”。

这些病员全部被安排到教师伙吃饭，白面馍不限量。每天中午一个蒸碗，下边垫萝卜、莲菜、丸子等，上边是几块入口自化的大肉。除此，每人床头又放上用粗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——红糖、大枣、核桃仁、炒面等的混合物，想吃就吃，吃完就送，保证包内食物源源不断。

学校不叫我们上课，也不叫看书，只允许静养。看来，国家真把我们当成“宝贝”了。过了几天，不少“病员”偷偷拿来课本学习起来。又过了十几天，一个个病员主动找校医检查，要求批准出院上课。自此，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。

这年冬天，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食堂一起散掉，各家做饭的锅灶又重新立起，有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。人们又迎来新的阳光。但农民们的生活，是远无法同我们这些“病号”相比的。

我在师范上学的三年，除了住院的十几天，还有三天最好的生活。1961年春，全国林业现场会在泌阳召开。因大会服务力量不足，便从学生中挑选一些作补充，我被选中。安排会议食宿的招待所的大厨房里，简直是天堂般的另一个世界。不说那肉蛋鲜鱼，单是那比棋子大点的洁白如雪的小馒头的香味，就足以把人醉倒。吃饭不限量，各种菜食分格列开，犹如现今的“自助餐”。

可惜的是，会议报到这天，本校又来几个学生，把先期到来的我们几个学习好的换回去了。原来是南阳地区要搞全区师范学校“普测”（竞赛），我们只好回校，同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，迎接考试了。

有幸的是，最困难的三年硬挺过来了。

1962年夏，我师范毕业，妹妹初中毕业。这三年，三伯在半死半活中挣扎着，供养两个外出上学的学生。好在三人的命都保住了。

妹妹比我更苦。她在学校只能吃不足量的红薯面馍，有时是菜疙瘩。红薯面馍在学校上笼加热，一顿要收一分钱，有时无钱可交，夏天就吃发霉的，冬天就吃冰凉的。但她的学习和表现依然是尖子，在校期间，曾作为教育战线选出的“英雄”，出席了全县“群英大会”。

这三年，同我俩相比，三伯的命更难保。不少本来身强力壮的人都饿死了，在病饿交加中，三伯已不能外出活动。我和妹妹希望三伯能够活下去，千万不能死去。因为有三伯在，我们才有依靠，才有家。

妹妹为了三伯能够活下去，每逢吃饭，都是瞒着三伯，把稠点的先捞到他碗里，自己吃稀的。妹妹在家吃饭的次数比我多得多。

我为了三伯能够活下去，每逢从学校回家，总是不吃饭，把馍省下，强忍着难耐的饥饿行80里路，带回家让三伯吃。见三伯还在，我心里的一块坯才落下。

我时时惧怕不知哪天三伯会悄然离开我们，因为他活着实在是太艰难，他的死去则十分简单而容易。因要回家看三伯，又担心再也见不到他，那惧怕转而生成恐惧来。而且离家越近，这恐惧就越发加重。我时常认为，即是三伯死了，也要快快地埋掉，使他入土为安，而不会跑80里路通知我奔丧。

因为三伯的活着，我一直在思考关于生命的奥秘。生命是简单的，又是奇异的。本来强壮的死去了；本来极弱的，在病饿交加中熬了过来，创造了奇迹。在大难中，我们三人的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，我们兄妹的成长和成材，一直是三伯心中的希望和精神支柱。三伯一直在他的希冀中挣扎，对我们兄妹未来的期望和梦想，就生成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。看来，精神是最强大的生命力。

又是一场大喜！

1964年，妹妹考上了南阳师范（现南阳师院）。我已正式分配工作，国家的形势也明显好转。大功将成，三伯自然是喜出望外。

1967年妹妹毕业，正式分配工作，并由小学教师、初中教师，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教师。她敬业勤奋，视学生如子女，教学成绩斐然，广受学生的爱戴，同事的尊崇。她待公婆如父母，对兄弟如胞生，相夫教子，严于修身。同时她为娘家人也操碎了心。真可谓孝、贤、勤、惠具备，家庭、事业两全成。她延续了张家先辈普施恩德的传统，传承了王家“孝、德、学、勤”的家风。

我和妹妹这两个自幼失去父母的孩子，在千难万苦中奋发读书，严于修身，最终能够自食其力，奉献社会。这怎能不引人注目和议论。这议论，除了对我兄妹的肯定外，更多的是对三伯的赞扬：赞扬他的不屈，赞扬他的坚韧，赞扬他远大的目光，赞扬他的人格光芒和大慈大悲的一颗心！

常言“忠孝难两全”。自己自有了工作任务，且担子越来越重，自然很难常与三伯相伴，而三伯也得不到周到的奉养。直到1973年春我任太和公社党委副书记，每月工资才只有34.5元。

那时，生产队的农民吃粮指标低，小麦更少，三伯想吃的白面馍，也只能稀少地吃到。我只是每次回家，总是请核桃树村的族伯王先生给他看病，临走只能给三伯二、三元钱，让他买鸡蛋吃，因为只有鸡蛋才是当时农村最为“奢侈”的食品。我在家又不能久停，每每要离去，三伯就望着我，从眼神里能看出他的依依不舍。但他又不得不说：“走吧，干你的事去吧，不要挂牵我。”

妹妹道珍和妹夫彬谦十分孝顺，除了常回家看望，还隔三差五脚蹬三轮车，把三伯接到他们工作的桥头镇，用心奉养。每每这时刻，才是三伯生前最好的日子。

族人和村上人对三伯自然十分敬重。但他除了常犯的胃病，最后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，脸色发紫，总是张着大口喘气，连“哼哼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晚上，他与破床相伴，白天与墙根和土堆边的阳光相伴。但他仍是咬着牙坚持住，始终没有长期卧床，显然是怕耽误我和妹妹的工作，在勉强支撑住。

1974年4月28日，是我和妹妹不幸的日子，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十个年头，三伯也安然逝去，终年71岁。

能让三伯得到安慰的是：妹妹和我都有了一点点学问，有了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，更有了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我和妹妹最大的遗憾则是：没有能力让三伯长年吃上他老年时喜欢吃的白面馍；三伯期望的“你要上大学，北京、南京都中”，我也没有做到，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！

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，家庭越来越兴旺发达。现在，我和妹妹都已是十口之家。我们没有给三伯抹黑，孩子们也没有给他三爷抹黑。孙辈们活泼可爱，勤奋好学，努力上进，前途更加光明。他所期望的，我们和下代基本做到了，他的梦想实现了。三伯在天之灵定当得到安慰。

我们常到墓地看望他，就像他还活着一样给他说话。儿孙们更加敬仰他，给他烧香，给他磕头，给他奉上白面馍和比白面馍还要好的祭品。

公元2017年清明，我们给三伯立起一个墓碑。特书“先父慈母英年早逝，吾兄妹年幼失怙。幸得伯父慈如亲生，抚养教育成人、成材。恩义天高地厚，谨此志铭”。在我和妹妹心中，在子辈、孙辈心中，三伯的精神本身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我和妹妹心中留存着三伯一件件的往事，除了他含辛茹苦供我们上学的往事，还有我们听到的他年轻时很多传奇般的故事，集合起来，就成为三伯留在我们心中的身影。

一个满怀希望和梦想，挣扎、奋斗者的身影。他扎笤帚时，蜷缩着身子，手脚并用。他伸直的双腿向前用力，腰部还要使劲向后倾。无情的木棍压在肚子上，给五脏六腑带来剧烈疼痛。他担着担子卖笤帚时，手拄一根木棍，一步一哼，艰难前行。他的身子承受着难以承受的折磨，他的心中充满着光明——因为他有两个未来的希望在支撑。

身影，一个满怀希望和梦想，挣扎、奋斗者的身影，这就是三伯的身影。

做为智者，一个智者的身影。他没有读过一本书，但能把人间的大书读懂。他有一肚子陈年故事，个个都是真善美、假恶丑经纬分明，那里有历代兴替之本源，还蕴含一些些四书五经。儒、释、道，他知道其中精髓，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也能够大体说通。他能够把记忆变成故事，用鼓词和评书说给大众。为什么肚子里有那么多故事，就是因为他喜欢听“秀才”们论古说今。虽不能读书，没有识字，但他具超强记忆，全靠聆听。

身影，一个智者的身影，这就是三伯的身影。

做为勇者，一个勇者的身影。去深山采药他能够攀岩越壁，足履平地他更是疾行如风。他具有“威武不能屈、贫贱不能移”的品质，更有着斗匪患，战恶魔的勇气和精神。他能在危急中救助弱者，更能在困境中保护亲人。特别受到称颂的是处置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那件使家人痛绝的事情。

这一年，因大旱颗粒无收。老弱病残的穷人多被饿死，年轻人为活命外出讨饭。他的大哥（我的大伯父）同大嫂手拉一子，肩挑一子，一家四口外出乞讨。数百里外，他的大嫂被恶人霸占。他的大哥手拉一子，肩挑一子，两泪汪汪，回到家中。身处绝境，痛不欲生。

那年三伯只有25岁，决心去讨回大嫂，让一家人重逢。数百里外，他人地两生，孤身一人，两手空空，不顾生死，身入虎穴；他险些遇害，又绝处逢生；他苦力出尽，计谋用穷，独战百日，最后“取胜”。虽未讨回他的大嫂（说是已死），却使对方拿出大洋一百二十块，才保住大哥一家三口的生命。

身影，一个勇者的身影，这就是三伯的身影。

做为贤者，一个贤者的身影。他用精神战胜病饿，他用梦想撑起一个频临破败的家庭。他深知有人就有世界，他深谙育人才是立家根本。他懂得知识就是财富，教我们把读书看做生命。他常讲做人要立志气，教我们有志不怕人穷。

他常讲有德才有人品，教我们敬老怜贫，多行善事，不给祖宗争骂名。他常讲勤劳才是根本，教我们无论读书或下力，都不能懒惰，都要勤奋，都要力争。他常讲吃苦不是坏事，教我们把苦咽到肚子里，咬紧牙关，一直往上拼。他把“孝当先，德立身”作为家教，他把“学为上，勤为本”作为家风。这就是中华民族千百万个家庭的缩影。这才是家族、家庭兴旺发达的灵魂。

身影，一个怀揣梦想挣扎奋斗者的身影，一个智者的身影，一个勇者的身影，一个贤者的身影，在辽阔的地平线上高高地立了起来，这就是三伯的身影。

身影，一个焕发夺目光彩的身影。这身影化成一座丰碑，直插云霄，升入高空，成为我心中的一尊神灵。


未完待续


作者简介


王志道，1942年出生，系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人。1962年，他从泌阳师范毕业，自此踏上工作岗位。1972年，王志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职业生涯伊始，在饶良小学任教三年。随后，因自身能力突出，被党组织选拔，从而步入从政之路。

1973年，王志道担任永红（现太和）公社党委副书记；1980年，出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此后，他又先后担任下洼乡党委书记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，他还先后在县民政局、粮食局、水利局等部门任局长。直至2003年，王志道在县财政局光荣退休。退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该局老干部支部书记。

退休后的王志道，对家乡往昔的历史满怀深情，全身心投入到村史、家史等文章的撰写之中。他以丰富细腻的语言，融入浓郁醇厚的人情与乡情，通过忆苦思甜，生动地叙述了自己幼年痛失双亲，从一名放牛娃历经诸多艰辛，逐步成长为人民教师的那段苦乐交织的人生历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