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志道原创文章:真水无香

李四占工作室

真 水 无 香

思忆我的父辈亲人和恩师（一）
原创：王志道

自 序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。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承和不屈的精神灵魂，这个民族就一定会更加繁荣文明。
我的家庭，从祖、父辈开始，在命运坎坷中一路走来，发展到现今的兴旺丰足，当感欣慰。我辈兄弟及后代子孙，面对幸福生活，除了庆幸和感恩遇到了好时代，多有追忆先祖，祖、父辈之心念。我本人自幼失去双亲，能够一步步地走到今天，多亏父辈亲人特别是三伯父对我的教养和付出；多亏恩师、恩友对我的关爱、引领和扶助。

我思念父辈，感念恩师、恩友和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拉一把的恩人，常常同他们相见在梦境之中。有时，我给同辈和晚辈述说父辈的恩德，他们多有兴致，且会不断发问，希望我的讲述尽量详细一些。这让我越来越意识到，把我所了解的父辈情况写成文字的必要和紧迫，毕竟时不我待。现今在世的兄弟中我属年长者，目前尚康健，且头脑不甚糊涂，今日不为，更待何时。

我的祖、父辈都是极普通的农民，生活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最为严酷的战乱年代。在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中，数度倾家荡产。但他们的意志并未消沉，总是在极力挣扎中抱成一团，倒下去，再站起来，且站得正，立得直。他们一直把握着立德树人、勤劳善良的大方向，坚守着自己家庭的文化传承和精神灵魂。
我出生于1942年，妹妹比我小三岁。幼时，二伯、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四人（大伯过继给大爷另立门户），租种着地主的100亩土地，守护着我们兄妹二人。
新中国成立时，适逢学龄，使我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。不幸的是，我的母亲和父亲，在1950年和1954年相继去世，我和妹妹成了孤儿。多亏父辈的其他几位亲人，挺直腰板，支持我兄妹上学读书，并以三伯父为主，撑起了已经频临破败，不像个“家”的家庭。挺着病饿之躯，怀揣希望，咬紧牙关，历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辛，供养我兄妹上学读书，抚育我们成人成材，使我俩得以立身，奉献社会。且恩德荫及子孙，子辈重德务学，踏实作为；孙辈好学上进，前程更加光明。历代先祖倡导，祖、父辈践行的“以孝为先，以德立身，以学为上，以勤为本”的家教家风得以传承。在这本《真水无香》的回忆集中，只是记述了我的父辈的生平概况，重点是彰显他们对家庭的贡献，对我兄妹的深恩厚德和对家庭文化传承方面的作为。在讲述他们的生平旧事时，也写了不少与我有关的事情，这与一般的作文常规似不相合，但这些都是在父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过程中发生的实事，从中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段当地农村的社会状况也可见一斑。
除了祖、父辈的养育外，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受到别人的帮助，也总要帮助别人。在我成长和走向工作岗位，直至今日的人生历程中，受到过恩师、领导、族人、同学、同事以及基层干部、群众的诸多帮助和关爱，从他们身上吸收了不少精神营养。对他们的恩德，我同样不敢忘怀，且感触越来越深。这里记述的两位恩师，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代表。
还有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、蓝天、大地、山水、雨露及万物，她们给人以护佑、陪伴、滋养和享受，让我心生敬畏。《老家村边的小溪》就作为大自然的代表吧。当然内中也蕴含一些村情，以示对自己根的不忘和对故土的眷恋。

本集所收各篇（除了附录），都曾经过赵林、牛金元、樊玉才、周友舜等好友的惠阅，吸收了他们的宝贵意见，这里一并表示感谢。
由于本人文化知识水平较低，思想境界更为有限，所形成的文字，很难较好地体现行文的初衷，对这些不足的弥补，只能寄希望于后代子孙了。
我的大伯

我的大伯父名泗公，生于1898年，卒于1954年；早年过继给无后嗣的大爷嵩龄公。配上宋村宋氏，生子中道（外出后改名成德）、明道。
大伯过继单立门户后，依靠继业土地5亩自种自食。大伯不像父辈其余几位一样壮实，而是身单力薄。但他依然能把地种好，丰收之年勉强度日，若遇灾年还得外出讨饭。
大伯虽分门另过，但父辈们依旧亲如一家，相互照应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大伯一家四口外出讨饭，至湖北境，大娘被恶人霸占。大伯带二位兄长回来，身处绝境，痛不欲生。幸得三伯不顾生死，深入虎穴，孤身一人，两手空空，苦力出尽，计谋用穷；巧斗百日，最后带回大洋120块。他虽没有讨回大娘（对方称已死），却使大伯三口有了饭吃，生命得以保全。

待二兄长大成人后，单靠经营仅有的土地，更难糊口。二伯、三伯力主他们外出谋生，既可以省下一些口粮，又能学得一技之长。长兄中道外出谋生，学会驾驶汽车技术，解放后成为兰州汽车修理厂师傅，与扶沟县冠秀英结婚，并在兰州市落户。生得三男：长山海，次山林，三山景；三女：长山梅，次山秀，三山云。现均为有孙之人。

次兄明道于1947年参加解放军，为炮兵。他因作战时炮体震动和强光辐射，眼睛受伤，视力严重下降，后退伍还乡。与核桃树村李氏结婚，生得一男：连有；二女：长连梅，次连秀。均已结婚生子，连有育两子并已有二孙。
我记忆中的大伯勤劳善良。他常来我家，同二伯、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立业兴家之事。
大伯对我同其他父辈一样关爱。
1954年秋父亲去世时，大伯哭倒在地，并反复诉说着一句话：“四弟呀，你回来吧，让我替你死吧！”结果三个月后，就在这一年的腊月，大伯也去世了。因当时我正在距家12里的樊营学校上学，家里人也没有叫我回来送大伯一程。但他的音容依然在我脑海中留存。他要替我父亲去死的话语，也成了对我的最终告别。
大伯的墓地就在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墓地的南边，与三伯的墓地相邻。除二伯于1956年秋外出终无音讯外，父辈兄弟们仍是在一起，并永远在一起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
  我的二伯

我的二伯父名泗祥，生于1900年，卒于1956年（？）。
我印象中的二伯身材魁梧，五官端正，是家庭的组织领导者，当家人。他对我的成长十分关心，并付出了极大努力，直至他离开我们前仍是首先把我放在心上。
族人和家人言传中的二伯，很有治家理事本领，颇具胆识，能干出一般人不敢干的大事；能做出一般人不可能做出的关键性的决定。叔父曾多次对我说，二伯对我们家庭的兴旺和发达是立了大功的。
我的父辈兄弟五人，生活在中华民族遭受内忧外患最为严酷的战乱年代。在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中，人们求生存是第一位的。大伯早年过继给无后嗣的大爷嵩龄公，其余兄弟四人只有祖传耕地5亩、小瓦房3间。在祖父母健在时，由祖父母带领他们，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。我的祖父母于1938年和1940年先后辞世，直至新中国成立老一辈分家之前均由二伯当家。20多年间（含祖父母在世时）他们先后在寨河、西场坊、小张庄和本村给地主赵子一、张耀东等四家当佃户。
当佃户也是有条件的。佃户租种的土地一般为一顷地（即100亩），一要有懂得农业生产的4个棒劳力；二要有两头牛和一头驴；三要有车、犁、耧、耙等大小农具。产出的粮食、油料、棉花等全部由地主和佃户五五分成，连秸秆（除喂牛的麦秸）也是一分为二。需要晒粮时，也由佃户背出背入。
当时一没机械，二没化肥，4人承担100亩种地任务，除犁地、运肥用牛外，收、种、管和积攒土粪全靠人力。尤其是除草灭荒，一种作物一般就得两三遍，又得抢时间。天不明他们就扛着大锄下地，坐在地头，待到能分清草和庄稼就开始干；大伏天也得光着膀子顶着日头干，中午就在地头吃饭。因为太阳越毒，草死的越快，正所谓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还有农谚“五黄六月去耕田，上午下午错半拳”，可见农活之紧、之累、之艰、之苦。尽管如此，也不能保证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需得看“老天爷”的安排；风调雨顺勉强度日，一遇旱涝灾害造成减产，或颗粒不收，还得下湖北讨饭，甚至是“农夫犹饿死”的惨局。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近族九爷（九龄公）唱给我们听的一支“歌”，说的是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大灾之年的实景。“民国十八年大年成（大灾年），大旱三年没收成，年老之人都饿死，年轻之人逃外边；针穿黑豆大街卖，拾来雁屎上称盘；大姑娘不值一碗米，小媳妇卖不了两鸡蛋……”

我幼时听老人说的他们所经历的大灾年就有三次，依次是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、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和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。近年拍了一部电视剧叫《河南1942》，表现的就是那时的惨状。
二伯是极富胆略的一个奇男子。
除了旱涝灾害，当时还有军阀混战和匪患。军阀们抓壮丁，土匪们抢劫，官匪勾结，民不聊生。二伯和父亲都曾被抓走当过壮丁，后又设法逃回。我家在外种地时遭受两度土匪抢劫。最严重的一次是1930年在寨河村种地时，被土匪拉走了两头耕牛，抢走了车辆等大型农具。这样，当佃户的资格也没有了，兄弟们只好在苦难中挣扎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困境中，二伯又被抓了壮丁（不知是当了哪家的兵）。此时正逢“蒋、冯、闫”中原大战，当兵后两个多月的一天，二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“救家”办法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乘着深夜，几经周折带枪逃走。他身背一支大步枪，白天是不能行走的。待逃到距部队较远的地方，他只好先把枪埋到庄稼地里，想办法用军衣换来破便衣，就在周围讨饭吃，待夜深人静时再扒出步枪，专找小路行走。就这样历经一个多月，二伯把枪支带了回来，又想法卖出，买了两头耕牛和车辆，重操起当佃户的旧业。尽管此次战争属于军阀内战，并无正义和非正义可言，但毕竟军法森严，一般当逃兵抓回来就会被处死，何况是携枪逃走乎！此举确系一般人不敢干、不能干的大事，足见二伯胆识之超人。

二伯极富决策能力，能够在决定家庭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。
作为一个当家人，牲畜如何调换得棒一些，农作物如何种植，茬口如何轮换，都需要他根据经验做出决策。每遇大事，二伯总是先做好盘算，再同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，以保证决策的正确，取得较好收成。农闲时间，父辈几人也不闲着。父亲负责喂养牲口和积攒土粪，三伯去桐柏山挖药，叔父经营他的补锅手艺，二伯除在家“坐镇”外，还想法搞点商品经营。这样，全家增加不少额外收入。

1948年家乡解放，新中国虽未成立，但地方新政权农会已初步建立。二伯同三伯、父亲和叔父商量，决定从种了五年地的小张庄搬回本村，给王八少家种地（因尚未土改）。当时新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，加上庄稼种得较好，待到1949年时，家庭有了一些余粮和积蓄。当时叔父已28岁，二伯就同三伯和父亲商量，想法给叔父成家。至今我还记得叔父当新郎时，身穿长袍，头戴礼帽（衣帽都是租借的），活似一个英俊书生的神气模样。现在叔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已发展成7个小家庭（不含出嫁姑娘的家庭），成为近40口之家。国家的发展和复兴，全靠一个能确立正确路线政策的英明领袖和一个好的领导集体，靠全国人民的奋斗；一个家庭的兴旺同样靠一个好当家人的指挥和决策，靠一家人的团结奋斗。没有二伯的果断决策，没有老一代的同心协力，就没有现今的兴旺发达。
二伯具有较强的经商意识。
外出种地时，二伯每年都利用农事间歇，看准商机进行着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经营。直到土改分家后，除了农活外，他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，买了一个用人力搅动的弹花机，不仅解除了本村和邻村妇女们手工弹花的劳苦，也增加了收入。
二伯十分重视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他让我尽早地接触自然，接触劳动，接触社会，并用实际行动鼓励我努力读书，好学上进，成为一个能够经受风雨、战胜困难的有用之人。
二伯是引领我走近自然、接触劳动、感受成绩的第一人。


1948年春，二伯从饶良牛市买回一头水白色的小公牛，打算喂养增值。在大槽里同两头大牛一起喂养几天后，见我对这头漂亮的小牛娃很喜欢，就想让我跟村上其他放牛的大人和十来岁的孩子们一起学放牛。因当时我刚满五岁，二伯又有点担心，只是先让我试一试，如果不想干或控制不了就算了。他给我做了一条小鞭子，我便糊里糊涂地拉上这头小牛，跟大人们一起上地了。
放牛，就是把牛拉到草好的地方让它啃着吃，有时在沟里，有时在河边，有时在田埂上，有时在大路旁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就是只许牛吃草，不许吃庄稼。如果走到河坡或荒岗上，有了较大的荒草空间，大家也可以都把拉牛的绳子盘在牛脖子上，让它随便地吃。放牛的人只需立在一边或坐在高处欣赏自然风景，随意摆弄和观赏各种野花野草；领略天空中那变幻莫测的白云的轻盈与飘渺、乌云的伟岸与厚重、晚霞的缤纷与多彩。或观看天上白鹭，或聆听翠柳鹂鸣；或驱赶游弋于溪流中的小鱼小虾，或追逐跳跃在草丛上的蚂蚱萤虫；或轻捉乍落于灌木上的闪翅蝴蝶，或惊扰缓飞在潭面上的点水蜻蜓。还有那引人注目的蚂蚁搬家、屎壳郎推蛋儿，更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对象。
三五人一起去河湾或土岗上放牛，除了能看到牛吃嫩草的贪婪，领受牛吃饱了肚子得到大人夸奖的幸福，还能看到在村里看不到的野地美景，感受在河崖上扯起响鞭的快乐，目睹大点儿的孩子做出种种趣事的新奇，于是我便被这“工作”所吸引。二伯这“实验”得以成功，使得我有生以来接受的第一个“重任”也便继续下去。
进入夏季，太阳毒了，雨水也多了。二伯又给我配备了遮阳的凉帽，能挡雨的大雨帽，还用茅秧编了一个小蓑衣。下雨天去放牛，戴上大雨帽，穿上小蓑衣，小人儿就“埋没”了，只见一个草团团。大人们都说我这样子就像一只小刺猬。
为了显示我的“成绩”，每天中午放牛回家，二伯都给小牛“加餐”，端出一盆拌了麦麸的水，让它享受别的牛不可能享受到的美食。本来吃青草就是牛中的好生活，同在牛槽里吃干草相比，如同受到特别恩养的“娇子”，再加上二伯的“加餐”，一来二去，小牛就毛光水嫩起来。个头儿像泡豆芽一样越来越大。又过了两个月，小牛那头顶上原本埋在毛里的尖角也冒了出来。见了生人或有别的牛到它身旁抢草吃，它也会抬起头，鼻孔“呼哧呼哧”地，摆出决战架势。小牛越壮大，就越显得我的矮小，二者就愈加地不协调，我受到的赞扬也便愈加地多起来。

秋天来了，农作物成熟了，连野草也结了籽粒，营养更好了，这是放牛的最佳季节。这时牛能吃上秋收时落在地里的黄豆角、谷穗和小薯块，生长得更快；脊背吃得宽宽的，屁股鼓鼓的，前肩更加宽厚，且长在上边的“隆头”高高地突了起来，头上的角也长到了二、三指长，整个牛肥得泥儿捏一般，俨然一个牛中英俊的“半大小子”。我的牛长大了，我还是那样的小，但它除了不嫌弃，反而越发的对我尊重和亲近了。它见了生人，就仰起头，瞪着眼，不让接近；而我接近它时，它就仰起头，来回轻轻地摆动着，表示欢迎。到了它的身边，它还会用嘴轻轻地拱我的手臂，用舌头舔我的手面表示“亲吻”。在我拴牛那棵树北边不远处的炮楼里，住着一位面孔白净、留着白胡须、像个神仙一样、我称为老表爷的杨先生，老叫我“小牛郎”。他说，我活这么大年纪，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放牛郎。他还说，这牛对你这么亲，看来有灵气，怕是个神牛吧！晚点儿，它一定会从天上给你领回个“织女”来。

过了农历十月初一，已场光地净，天也冷了，是一年放牛结束、改成槽头喂养的俗定日期。历经七个多月的放牛生活暂告结束。这七个多月，不管何等恶劣天气，我都在坚持着，一天也没有耽误。这一年，我还学会了“喊吃饭”。每当母亲把饭做好，让我喊吃饭时，我就站在院子里一连串地大声喊叫：“吃饭啦二伯！吃饭啦三伯！吃饭啦爹！吃饭啦小叔！”引得父辈和邻人发笑。
五岁时的七个多月放牛生活，不仅使我经受了夏日烈阳的炙烤，风雨的袭击，同时让我沐浴了和畅春风，分享了大人们秋季收获的喜悦。除了小牛长大外，我稚嫩的身子也逐步硬实。我不仅成了第二年的放牛老手，而且继续着一连串喊吃饭的乐事。在二伯的引领下，我顺利度过了犹如现今儿童幼儿园的大班时代。
二伯又是让我穿上“洋布”，感知学校生活的第一人。

1950年秋我满7岁，该入学读书了。学校是解放后在原来的老桃园上新建的，就在我家西边不远处。
不幸的是，母亲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去世了。我在家放牛、割草时，可以光着背、赤着脚，而当学生则应该穿戴整齐。入学前的孩子都要由母亲认真打扮一番，尽管都是土布粗衣，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加精神和体面些。没了母亲，二伯就为我入学前的装扮操着心，开学前就到饶良街扯了一块黑洋布，送到裁缝铺，并未量体裁衣，做了一件宽大的上衣。穿在身上，下能没膝，大人们都戏称我为“打灯婆”。尽管这上衣十分地不合身，但毕竟它是用“洋布”做成的，倒也十分出众。我不但不嫌弃这上衣的宽大，而且过多的喜爱则是它的细密、光滑、平整和亮丽。这样，我就兴高采烈地成了一名小学生，走进了向往已久的神圣教室，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。二伯也就成了第一个让我穿上洋布的亲人。
二伯还是领我赶集上店、扩大视野的第一人。
二伯对我是极宠的，因为我是他们兄弟几人的第一条“根”。每到冬季的农事闲月，二伯就不断上饶良街赶集，因为他是当家人，要进行商品交易。每遇上街总是喜欢带上我，像是有我跟在身边就是他的骄傲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除了我正在上学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我们。
号称三里长街的饶良南北主街最为热闹。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赶集的人摩肩接踵。我对布匹店、百货店、杂货店、油盐店等都不感兴趣，最能吸引我的是街南头散发着香味的油馍、水煎包、高炉火烧，馍挑上垒得象“金字塔”一样的雪白蒸馍，还有那满锅翻滚、上边漂着牛杂碎的牛肉汤。遇着大冷天，二伯就领我到那汤锅前，盛上一碗汤，再买几根油条或外焦内空的高炉火烧，让我坐在小凳上，尽情享用那一般孩子不可能享用的大餐。
赶集时，二伯最喜欢去主街西边大空场的牲畜市，那时又叫“牛绳”。这里数不清的牲畜拴在树上，或绑在树桩之间的粗绳上。整个场地牛、马、驴、骡品类齐全，红、黄、黑、白、花毛色各异，各种畜类，雌雄皆有，大的、小的肥瘦不一；还有那母牛带着牛犊，老马跟着马驹；南边是山羊、绵羊，北边是猪崽、鸭鸡。嘶叫声此起彼伏，肥壮的胡咬乱踢。这个说他的牛好，那个夸他的驴肥。讨价者的声音响亮，还价者的调子也不低。再加上牛经纪遛牲口时在半空中扯起的响鞭和喊叫，整个沸腾场面使人心旷神怡。
二伯对我说，你别听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多数牛经纪都是蒙人的。因为他们的交易都是在袖筒里进行的，说的对你比三辈子老亲还亲，弄不好买卖双方都受了骗。二伯还举例说，有一种交易叫“打头”，就是两家牲畜相互交换。牛经纪喊道“黑牛换白牛，找钱5万（相当于现在5元）”。结果成交的暗地，两家都交给牛经纪5万元。这样，除交易费外，他就“黑”了10万元。
因为我自幼是在牛屋长大的，又放过二年牛，特别地喜欢牲口，更喜欢“牛绳”的动人场面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爱看牲口市，一直挂记着那牲口市的多彩场面。
借助赶集的所见，二伯还常讲给我一些“要有骨气、有志气，要勤劳、善良、读书上进”等做人的道理。
二伯带领我上街赶集，使我自幼见到了在村上见不到的新鲜事物，扩大了视野，增长了知识。
二伯把我当成家庭的代表，做了最后的告别。

1956年秋季，我考上了设在饶良街的泌阳三中。除了自己立灶做饭，也还需要一些零星费用。二伯要卖掉钧州缸给我上学做补贴，那是他最值钱的东西，又正在使用，我没有答应。大约升入初中的第三周的周末，我回家拿吃食，三伯和叔父给我说，早几天二伯外出了，也不知去了哪里。我心里一沉，差点流出泪来。又揣摩着，是不是二伯想挣几个钱给我上学用。但他自己毕竟已57岁，身体又不好。自此，我就时时挂念着他。
又过了几天，我因生病请假回家休息了两天。返校后，有同学对我说“收信栏里有你一封信。”我赶紧把信取出，可惜已被人拆开，里边什么也没留，无法得知信的内容。信封也写得字迹不清。上写“河南省泌阳三中一班王志道收”，来信地址和姓名是“京（东）山县友谊街马文贤（宽）”。不用过多猜想，这封信是二伯托人写寄的。根据一是，二伯外出牵挂着我；二是，我没有马姓交往人，何况是外地；三是，我给二伯说过我的班级。最主要的是二伯牵挂我，也许里边还装有少量现金，被没有心肝的家伙拆开，偷走了现金，信的内容自然不能留下。
周末回家，给三伯和叔父说了情况，分析结论是一致的。对二伯的外出，家里人都很挂念，回信是必须的。但是8分钱的邮资从哪里来？家徒四壁，三伯看见了屋角存放的一些笤帚毛（已脱过粒的带杆高粱穗），又搓了点麻经子，扎了两把笤帚，说好话卖给了本村学校，得了两毛钱，邮资已无问题。
信封如何写？经查阅地理课本政区图，发现湖北省有个京山县。用很客气的语言给马文贤（宽）先生写了回信，说了信纸内容已被拿走等情况。又写了如果二伯还在那里，请他转告二伯；如二伯不在那里，或二伯发生了什么不幸，也烦请他回信说明情况，不胜感激等语。
伤感的是，这封信就一去不复返了，二伯也从此再无音信。可怜的二伯客死他乡了，恐怕连尸骨也难存。二伯这封托人写给我的信，是他有生以来唯一一封书信，至今已62年，他出生至今已118年。这封信成了他对家人的最后告别，而这告别是对准我的告别，他把我放在了所有亲人的首位，足见他对我之亲、之爱和爱的至远、至深。
二伯是我最值得思念的亲人之一，我多次在梦中见到二伯又回来了，他还是对我那样的亲，那样的爱，见到我时是那样的高兴。
我们每次去茔地祭念先人、祖辈和父辈，都要特别的向二伯说几句话。我衷心赞扬他的胆识，赞扬他的才能，赞扬他的奉献，赞扬他的精神。虽然他的坟茔不在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不灭的精神财富。
写《二伯》此文，旨在期望他功劳再现，并期冀后人，让二伯的精神灵魂永存。我们虽无法给二伯立碑，但愿此拙文权当二伯之碑文。


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


作者简介
王志道，1942年出生，系河南省社旗县饶良镇人。1962年，他从泌阳师范毕业，自此踏上工作岗位。1972年，王志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其职业生涯伊始，在饶良小学任教三年。随后，因自身能力突出，被党组织选拔，从而步入从政之路。

1973年，王志道担任永红（现太和）公社党委副书记；1980年，出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此后，他又先后担任下洼乡党委书记、县委统战部副部长，他还先后在县民政局、粮食局、水利局等部门任局长。直至2003年，王志道在县财政局光荣退休。退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担任该局老干部支部书记。

退休后的王志道，对家乡往昔的历史满怀深情，全身心投入到村史、家史等文章的撰写之中。他以丰富细腻的语言，融入浓郁醇厚的人情与乡情，通过忆苦思甜，生动地叙述了自己幼年痛失双亲，从一名放牛娃历经诸多艰辛，逐步成长为人民教师的那段苦乐交织的人生历程。

李四占工作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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